拉送我们知青的专列在火车站停稳后，我们就几人一组地被各自的生产队领走。一会儿工夫，几百名知青就像泼进沙地里的水一般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在一个生产队。领走我们三人的，是一位大叔，一位大哥，还有一架牛拉的太平车。他们是从公社管分配的干部手里接过我们的。简单的交接后，搬行李上车，我们也跳上车，然后就走了。

牛车载着行李和我们，慢慢悠悠地在通往生产队的乡间泥道上行走。

赶牛车的大哥是一位壮年汉子，大大的脸盘，憨厚的模样。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约莫40多岁的大叔，胡子拉碴，话不多，但是爱笑，见到我们话还没有出口，满脸的皱纹就绽放开来。

那大哥赶着牛车，“驾——”的一声，向着铁路的西面“轱辘轱辘”地移动，而那胡子拉碴的大叔，则拿出烟袋，抽起烟来。我们好奇啊，就不断地问上几句，什么“远吗？”“村子有多大？”“种哪些庄稼？”之类的。那大哥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答着，但话也不多，顶多蹦出些：“不远”“还好”“去了就知道了”的回话。而那大叔却总是没多说话，只是看我们的时候，那脸上的皱纹就在笑。

渐渐地，从那赶牛车大哥的口中，我们才知道胡子拉碴的大叔是生产队长。生产队长？我们都挺纳闷，这老实掉渣的闷葫芦，怎么当生产队长？但出于礼貌谁也没有说出声来。

终于到了生产队，安顿好一切以后，我们开始和社员们一同干起农活，也开始适应起崭新的农村插队生活。

队里每天上工的时间是由生产队长吹哨子决定的。队长哨子一响，社员们就带上工具出发了。渐渐地，我们发现，队长的这个哨子，铜的，已经磨损的亮光闪闪，看起来有一些年头了。队长每次出工前，都将哨子挂在胸前，吹哨子喊社员出工。

我们的村庄是沿着一条长沟东西向排开的，每次队长喊出工，都是从村子的东头走到西头。那清脆的哨声一响起，社员们就都出发了；而每次喊出工，队长一面吹哨子，一面还补充一两句今天要干哪些活的话。看来队长的指挥非常灵，而且虽然话不多，却很被人们尊重。

队长虽然话不多，但干起农活却什么都能拿得出手，除草、翻秧、打场都是干在人前走在人后，所带的生产队也总是公社里的一面旗帜。

我们感到新奇，又有很多疑问，就禁不住打听起来。但人们说的更多的是这个哨子。知道的人都说这个哨子曾经救过生产队长的命，但一直没有机会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直到有一天，大队党支部上党课，也吸收了我们几位知青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学习，我们这才知道了一些故事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次党课是在大队的油坊里召开的。一边是老式的木制榨油机，沉重的挤压装置，悬挂着的撞杆，一边是农民党员们那张张敦厚粗犷的脸庞，光线从窗棂处斜照进来，庄严肃穆，俨然是一幅着色凝重的油画。党课是大队书记给上的，他在党课中不时地以我们的生产队长为例。

我们这才知道，原来，生产队长还是一位老革命。全国刚解放时，他才十几岁，就给区里的一位南下干部首长当通讯员，入党早，人老实，忠诚厚道。自然灾害那一年，领导信任他，让他在公社的粮库里看守，并给了他一个铜哨子，让他遇到紧急情况时吹哨子报警。可他却一次也没有吹响。

直到有一天他守着成垛的粮食，饿得头昏眼花，爬出粮库时，才想起用微弱的气力吹响哨子，这才喊来救援的人。

我们听到这些故事，都不由地对生产队长肃然起敬。后来我们还了解到，生产队长原本是有一份公职的，也是在他的坚决要求下，一定要回到农村当一位农民，又在社员一致推举下，才担任了生产队长。

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我刚刚19岁，只是懵懵懂懂地感觉到生产队长这个共产党员不简单，是个值得人们尊重和爱戴的人。后来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我才明白我们党的事业，是由多少生产队长这样质朴普通的共产党员打造。他们已经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，成为自己生命中永不分离的一个重要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