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求学路上，有段“接地气”的经历，那是我在少年时期曾经得到过乡村老师的指导，他们就像黑夜里的灯火，引导着我走进知识的殿堂，照亮我前行的路途。

1977年暑假，我随父亲转乘火车、汽车加上步行，回到老家阜阳，看望生活在苏集公社东风大队潘庄的祖父祖母。老家有疼爱我的爷爷奶奶和大姑、姥娘、舅舅和姨，还有到处可见高粱玉米庄稼，挂满果实的枣树、柿树。

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带着我在清冽的河里学游泳，趁大人不注意爬上树梢掏斑鸠……几天下来，我就习惯了老家生活。父亲休完探亲假要回马鞍山上班，可我怎么也不愿意跟他走了。大队的东方红学校有初中部，在我做出“在老家一定听大人话，不会耽误课程学习”的保证后，大姑父联系学校领导帮我敲定了“插班寄读”事情。父亲无奈地回到马鞍山，到我学校以“要照顾生病祖母生活”的名义，给我开出了转学证明寄回老家。

大队的学校是个半砖半土砌筑的四合院，桌子是用泥土和碎麦秸垒的一方方土台，凳子也是学生从家里自带的。天还没亮，师生就要到学校上早课。每个人桌上点亮着自制的煤油灯。

许是“城里人”光环影响，在开学选举班干部时，我意外地当上副班长。初二年级的班主任戴宗堂是语文老师，人显得清瘦干练，他上课几乎不用照本宣科，而是旁征博引，用讲故事的形式，帮助我们理解古诗和文言文的主题和内涵，不仅带领学生从国学中汲取知识的营养，还在“教书”的同时注重“育人”，引导懵懂的我们思考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。

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次戴老师在讲解《卖炭翁》提问：伐薪的“薪”，不只是柴火，谁知道还借指什么？见同学们都很茫然，戴老师就点了我的名字。我还在思考着身穿单衣的卖炭老人为什么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呢，一下子愣住了，傻站着发呆。戴老师让我坐下，告诉我们，以前公职人员的收入叫作“薪水”，借喻是买柴买水的钱，现在城里人上班拿的工资和“薪水”意思一样。

戴老师满腹经纶，诗词文章随口道来，是我们学生崇拜的偶像。一放学回到家里，我也学会了用同学的口吻向奶奶爷爷炫耀说：“俺老师今天教了这、教了那（知识）”。

有大学问的戴老师是不拿“薪水”民办教师，在教书挣工分的同时还要种地养牲口。有天放假，我自告奋勇地陪戴老师拉着板车到30里外的太和县城卖中药白芍。因行情下跌，白芍没有卖出预估的价格。返程路上，戴老师让我坐在板车上，我看拉车的老师真是“满面尘灰烟火色”，心头不由地阵阵发酸。戴老师见我闷闷不乐，像是开导我、更像是安慰自己说道：“俺是农民，种地盼能有个好收成；可俺还是个乡亲们信赖的老师，把学生培养好比啥都金贵！”

后来学校合并，戴老师调到店集中学任教。他多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台，担任校长后也不丢老本行，还坚持上课做好“传帮带”。在临近退休的那年，还是亲力亲为，在一次前往市教育局报送材料的路上遭遇交通事故，因公殉职。

数学老师武士元也是位民办教师，他一边教我们几何代数，一边挤时间复习，1978年2月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，也是我老家公社走出的第一位“正牌”大学生，当时在大队引起了轰动，也给我们这些学生做出了表率。

武老师考上的是位于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，离马鞍山不远，我曾专程到学校找过武老师。校友们都称他“老武”。武老师带着我玩赭山公园，鼓励我安心学习，不要虚度光阴。

大学毕业后，“跳出了农门”的武老师又回到家乡，在阜阳一中执教，续写着挚爱一生的教书情缘。

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的是，他教的学生，有不少人后来也成了扎根乡村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；戴老师的三个子女都是“光荣园丁”队伍的一员，成为“阳光事业”的合格接班人。